赶上队伍

　　七月中旬，武汉的气候很热。这天正是星期天，我早早地醒来，躺在病床上，盯着壁上那单调地晃动着的钟摆，等待着军校的同学们来看望我。
　　两个星期以前，我们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的全体学员，齐集在南湖操场上，听候检阅。天正落雨，我们从军校驻地一气跑了十七、八里路赶到检阅场。因为过分疲劳，又受了凉，当检阅后听讲演的时候，我眼前一阵昏黑，猛的栽倒了。据医生检查，发现我是严重的贫血症，只好入院疗养。
　　经过十多天的医治，身体慢慢有了起色。随着身体好转，我的心也渐渐不能平静了。这正是极其动乱的日子。当我们西征镇压夏斗寅叛乱的时候，就已经感到局势的严重；而在西征回师以后，形势就更加紧张了。来院看望的军校同学们每次都带来些令人不安的消息：长沙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国民革命军中的共产党人被迫离开了军队，武汉政府的要人汪精卫、孙科之流正和蒋介石眉来眼去……。在这样瞬息万变的险恶局势下，我却拖着孱弱的身体，躺在病床上，想起来怎不令人焦急?！因此我更急切地盼望着军校同学们有人来，希望能得到点新的消息。
　　下午，褚志元同志来了。她走进病室，刚坐在病床沿边，就轻声对我说道；“毓秀，外面局势更严重了。汪精卫已经正式投降了蒋介石。昨天上午杨队长向全校同学宣布解散女生队。”她接着把杨队长讲的话向我复述了一下：“杨队长说：同志们，不要悲伤，勇敢的抬起头来吧。革命虽然遭受了暂时的挫折，只要你们时时刻刻都保有一颗为革命不怕任何牺牲的决心，无论环境如何险恶，终久会有一天雨过天晴，蒋介石会被我们打倒，帝国主义会被我们中国人民赶出去……”
　　我呆呆地望着志元那悲愤的面容讲不出话来。志元叹了口气，继续说：“现在全校同志惶惶不可终日，我们这些女兵又大都是无家可归，或者有家归不得的人，这将如何是好……”
　　停了一会，我问志元：“你打算怎么办呢?党有没有指示我们如何撤退？”
　　“彭指导员和援华她们已经随叶挺同志的部队到南昌去了，其他同学有的准备到苏联去学习，有的转入地下工作。我这不争气的腿寸步难移，没什么办法好想，打算先回到南昌去。我准备明天就动身。今天特来和你辞别。”
　　我们就在相对无言中分别了。我用目光送她出了病房。看到她的背影，我的内心泛起一种难言的隐痛。
　　在痛苦中又熬过了些日子。七月下旬的一天，女生队同学陶恒馥又来看我了。我一见着她，就看出她脸上是那样紧张，我的心不由得噗通噗通跳起来。
　　“局势更加严重了。国民党开始在屠杀我们了广他一进门，机警地看了看左右，附着我的耳朵说：“在汉口，已经可以看到人头悬挂在电线杆上……”说着，她竟簌簌地流下了眼泪。
　　我们又是呆呆相对了好几分钟。
　　“往后，”毕竟还是她先开口，“往后……都要改变了。我已经接受组织的指示，明天就要动身到上海去，然后到苏联去学习。这些天，学校正在到处抓人，同学们大都四分五散，你出院后决不能再到军校去，你可以到汉口我姐姐家里去待一个时期再说。”“再见吧”她向我告别的时候紧握着我的手，激动地说：“我们必须坚强地生活下去，战斗到底。总有一天，我们会在胜利的欢乐中重逢的……”
　　又送走了一个亲密的战友，我的心更加沉重。这一夜，几乎没有合眼。最后下定了决心：不管身体如何，我一定要离开武汉，赶上革命队伍。又过了一天，当胡公冕同志来看我时，我便恳求他帮我离开武汉。他让我自己设法离开这里去南昌，他嘱咐了我一些注意事项，送了我一些“国库券”(武汉政府发行的钞票)。
　　第二天，我匆匆地办好了出院手续，便住到陶恒馥的姐姐处。她为我四处奔跑，好容易买到了一张船票。她送给了我两套便衣，亲自送我上了轮船。经过九江，七月三十一日到达了南昌。
　　在南昌，我住在“高安旅社”。凑巧，褚志元同志这时也住在那儿。从她口里，我得到了出乎意外的好消息：我们的指导员彭漪兰同志和好些军校的同学都住在南昌洗马池“江西大旅社”。我们约好明天一早去看她们。
　　当天晚上，我和志元正在睡梦中，忽然听到四面炮声隆隆。直到天明，我们终于得到了令人喜欢欲狂的消息：
　　“我们的军队已经起义了！”
　　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的黎明，这个富有历史意义的时刻，第一面红旗在微红的晨曦中升起在洗马池起义军指挥部的屋顶上。

　　　　　　　　　　“让我去吧！”

　　八月一日的早晨，南昌沉浸在胜利的狂欢中。
　　我抱着立刻要参加战斗的激情，迎着那招展的红旗，跑到陇马池“江西大旅社”前敌指挥部去看彭指导员。
　　沿路，我看到南昌城完全变了样。满街张贴着革命委员会的布告，街道上巡逻的武装部队都是颈上挂着红带子的起义军，他们那威武的雄姿，整齐的步伐，一望而知是训练有素、纪律严明的革命军人。看着这一切，我兴奋极了。
　　彭指导员一见到我，就异常兴奋地谈起起义军的情形，并巳告诉我：“起义军八月五日就要出发到广东去。”
　　我听了这消息，立刻恳求她：“指导员，那你一定要带我去罗！”
　　她热情地说：“我马上带你去见周恩来同志！”
　　见了周恩来同志，彭指导员向他介绍了我的情况，并且替我说了几句恳求的话。
　　恩来同志朝我望了许久，笑了笑，然后又摇了摇头说：“不行！这次行军，前有敌兵，后有追军，再加上你们毫无经验，如果半路上病倒下来，那可不是好玩的。”
　　听到这话，我真象冷水浇头一般，失望万分，但我绝不就此罢休。还是再三恳求恩来同志：“我的病已经完全好了，无论如何，请你答应我的要求！参谋长(当时我们对周恩来同志的称呼)，你千万别小看我们女兵呵！”
　　这样一来，周恩来同志的语气才和缓了一些，但他还是不答应我随队，他说：“既然身体不好，还是稍缓一步吧！留下来干地下工作，不也同样是干革命么?为什么一定要上前线呢！”
　　“不！不！我坚决要去！参谋长，让我去吧！我保证吃得消……”我还是一个劲地纠缠他。
　　这样纠缠了一阵，周恩来同志看我请求得实在坚决，才半气半笑地说：“咳，你小鬼……好，就一道去吧！”
　　我的愿望终于实现了。我高兴得立刻跑到旅馆，把这消息告诉褚志元。
　　褚志元同志在军校受训期间患了严重的关节炎症，步履艰难，后半学期即停止学习。当她得知我将要随军出发的消息，又喜又急，竟抱着我的头哭起来。我连忙安慰她：“别难过，党决定叫你到武汉去搞地下工作，不也一样是为了革命吗?”
　　第二天，彭指导员告诉我，周恩来同志决定把我留在参谋团工作。这几天内，我就帮助彭指导员作女兵们的组织工作。
　　这时，谭勤先同志也跟随着十一军二十四师政治部过鄱阳湖赶来南昌。连同其他同志，计算起来共有三十个女兵。这些同志大部分都是军校的同学，少数的是何香凝同志办的妇女训练班的学员。这便成了人民军队里的第一批女兵。

　　　　　　　　　　进　　军

　　八月五日，我军离开南昌，大军浩浩荡荡向赣东方向进发。除了彭指导员、彭援华和我分配在参谋团外，其他二十七位同志都分配在朱德军长的第九军、叶挺军长的十一军和贺龙军长的二十军担任宣传或救护工作。
　　这时，正值三伏天气，烈日当空。我们每个女兵身上都背着自己应用的换洗衣服和毯子，身体强壮的女同志——象杨庆兰、谭勤先、陈觉吾等，我们都称她们为“四大金刚”，她们都背着步枪，弹带里子弹都满满的，骤眼看去，人们简直不相信她们是个女孩子。我因为身体瘦小，只是随身挂着一支驳壳枪。
　　杨庆兰同志当年只有十七岁，是我们一群女兵中年纪最小的一个。她是在行军中才加入共产党的。她的臂力很大，枪法又准，同志们对她的勇敢和射击技术都非常羡慕。
　　还有王鸣皋同志，她的身体瘦而长，脚是曾经缠过又放大的，可是她也非常勇敢，又能耐劳，行军中东西数她背得多，什么苦事她都跑在头里。
　　我们的行军生活又艰苦又有趣。起初，每天走五六十里路，遇有紧急任务，一天走上百来里路也是常有的事。我们倒不觉得怎样吃力，因为我们在武汉军校受过半年的训练：只是因为天气炎热，生活就苦了些，整天汗流浃背，衣服湿了又干，干了又湿。我们脚上大都起了泡，脸上的皮肤也晒得象紫铜似的。因为茶水供应的困难，汗水又淌得太多，感到舌枯唇焦。偶而在路旁发现有条小溪，就成了我们最幸福的时刻，忙从腰间取出漱口杯来喝个不停。
　　晚上宿营的时候，由于白天过度疲劳，不论什么场合都能呼呼入睡。我们有时睡在露天里，有时睡在田野旁。假如能找到一块门板或一条板凳的话，那就是莫大的享受了。
　　就在这样艰苦的情况下，我们也随时随地严格遵守纪律，买了老百姓的东西要付钱；借用了东西，临走时一定要归还。群众也热情地对待我们。记得有一次我的布鞋穿破了，这晚宿在一个老百姓家里。房东是一个年青妇人，我和颜悦色地问她：“表嫂，有什么地方可以买到草鞋?”
　　她看看我赤裸着的双脚说：“今天晚上太迟了，店子已经打烊了。”这样，我便回到了宿营的大厅里去了。
　　我回到住房里不久，一个孩子来叫我到他家去。那位表嫂递给我一双半新的布鞋：“这是我男伢子的鞋，你试试看合脚不合脚?”
　　“再好也没有，表嫂，这双鞋值多少钱呵?”我高兴得叫起来了。
　　“你们革命军是讲道理的，不象国民党反动派那班强盗，见了我们的东西就抢。”表嫂提起国民党来，咬牙切齿地恨个不停，却怎么也不肯收我的钱。经过再三推让，我实在拗不过她的好意，只得将布鞋收下，连忙在包里拿出一双新的洋袜子来送给她。
　　第二天一早，当我们离开她家的时候，表嫂依依不舍地一直把我们送出村外。

　　　　　　　　　　河水让路，高山低头

　　一星期以后，来到了抚水边上。因为敌人早就有了准备，将所有的船只封走，连一只船也找不到了。
　　当我们正在踌躇不前的时候，忽然传来上级的命令：
　　“同志们，这儿的河面不宽，水深及腰，大家一齐徒涉过网。”
　　一声令下，大队人马很快地就一个个噗通噗通的跳下水中去了。我们女兵们呢?虽然动作没有他们男同志们那样迅速，但，我们是决不甘落后的。我们手挽着手，由前面一个同志喊声“一二三四”，大家就一同跳进水里。
　　这时，抚水河中人马翻腾，置身在这惊人的场面中，我们也感到一阵骄傲。经过不到一小时的光景，我们便顺利地到达彼岸了。
　　进入抚州城，宣传队四处出动，满城到处张贴着革命委员会的标语：
　　“打倒土豪劣绅！”
　　“土地归还农民！”
　　“军民是一家！”
　　由于我是江西人，讲话时老表们都能听得懂，便参加了宣传工作。这时抚州城内有钱人大都早已逃亡，贫苦的人们都以好奇的心情围拢在我们的周围。他们听得很起劲，有的一面听一面点着头；有的指手划脚的说：“女兵讲得倒蛮有道理，穷人要翻身，非打倒土豪劣绅不可。”
　　在这三天的宣传工作中，我深深体会到党的革命政策是深为工农群众所拥护的。
　　离开抚州以后，我们行军的路线便由平原进入了武夷山区，到处是高山峻岭，整天都在崎岖小山路上进军。
　　走过一峰又一峰，崎岖的山路好象没有尽头，有的人由于身体支持不住，往往睡意朦胧，为了驱除疲劳，大家都拉开了嗓门，唱起歌来。大家最爱唱的是“少年先锋队歌”：
　　“走向前去呵！曙光在前，同志们奋斗；
　　用我们的刺刀和枪炮开自己的路……”
　　雄壮的歌声，此伏彼起，震荡山间，冲破了黑夜的沉寂，振奋了我们的精神。

　　　　　　　　在首长们身边

　　我们因在参谋团工作，在行军时就常常和革命委员会的一些首长们在一起。
　　恽代英同志从南昌出发以来，就和我们生活在一起。本来组织上分配给他一匹马骑，但是他却总是把马让给体弱和生病的同志去骑，自己就和战士们一起步行。
　　代英同志还经常指导我们宣传队的工作。有一天，他来到宣传队和我们谈话：“你们要善于把我们苹命的任务向老百姓宣传，使老百姓了解我们的政策，我们才能够得到老百姓的拥护，战争就会得到胜利……希望你们在实际工作中多锻炼自己，培养自己成为党的出色的宣传家……”
　　这一次，代英同志和我们谈得很多，他越讲越起劲，还为我们讲了些苏联十月革命的英勇战斗故事。最后他说：“你们得牢牢记住，要消灭几千年来的阶级剥削，这是一项极其艰巨的任务，我们青年人要勇敢地肩负起这个任务来。”
　　这些道理，对于我们是极其深刻的教育和有力的鼓舞。它增加了我们克服困难的勇气和毅力。每当我极度疲劳支撑不住的时候，一想到代英同志的教导，精神就自然振奋起来。
　　他的近视眼程度很深，离开了眼镜走路是有困难的。有一天，我发现他的玳瑁眼镜右边框子断了，用根绳子系在耳朵上，这使我很为他担心。趁着歇营的时候，我们宣传队的几个同志便连忙去找他。一见面，我便用手指着他耳朵上的绳子说：“代英同志，你这样走路方便吗?我代表同志们向你提个要求，请你不要步行，还是骑马吧！”
　　“没关系，谢谢你们‘女将’们的关心，我自会随时留心的。”他毫不在意然而又是十分诚恳地回答了我们。
　　此后，在很长的日子里，我一直注意着代英同志的那付缺了腿的眼镜。
　　从南昌出发以来，我和彭援华同志一直是跟随在周恩来同志身边，经常受到他的培养与薰陶。每天，当行军休息下来的时候，因为过度疲劳，我们总是一倒地就呼呼入睡了，往往一觉醒来，睁眼还看见恩来同志在豆油灯下工作；或是踱着步子，默默沉思。
　　我们对待周恩来同志的命令是绝对服从的。从不敢懈怠，这是因为周恩来同志对部下要求非常严格；而他对自己的要求尤其严格。他时常教导我们：“一个共产党员，要把革命利益放在第一位。要从党的利益出发，严格地要求自己。”记得有一次，有一位同志因为没有很好完成任务，周恩来同志把他叫了来，对他严厉地责备了一番。另外还有一次，他布置了李鸣珂同志一项极其艰巨的战斗任务，鸣珂同志出色地完成了这项任务，周恩来同志当面表扬和鼓励了他。我们在他身旁，经常目睹这种情况，就格外提醒自己的注意。每当宿营以后，周恩来同志叫我到其他单位去联系工作，不管身体怎样疲劳，我总是愉快地接受任务，认真完成，从来不敢偷懒和潦草塞责。
　　一天晚上，我们参谋团几个女同志正在灯下谈天，周恩来同志笑容可掬地走到我们身边。大家要求他坐下来一同聊天，他兴致勃勃地说：“‘女将’们，你们这一路表现很不错，又勇敢又有毅力。等我们打到广东站住了脚以后，派你们到苏联去专攻军事，继续深造。”
　　“真的吗?”我高兴得直跳起来，“参谋长，你可别忘记啊！”大家都快乐得高呼起来。这时周恩来同志爽朗地笑着说：“怎么不真?将来革命发展了，要做的事情多得很。这一路上看得出你们女同志能够和男同志同样过着严格的军事生活，将来也和男同志一样担负重要的革命工作……”
　　这晚上，援华和我谈得很多很多。周恩来同志的谈话，在我们面前展现了一幅美丽的远景，使我们对未来的生活充满了希望，对当前的斗争增添了力量。

　　　　　　　　　友　　谊

　　从军校入伍以来，我和彭援华同志两人感情就非常亲密。彭援华同志是湖南人，北京女师大学生，她的文化、理论水平比较高，政治上也比较老练，有主见，有办法。在军校学习时，我们就一道作党的工作；这次从南昌出发以来，我们朝夕相处，思难与共，更是亲如姊妹了。
　　从出发以来，我们不论身体怎样疲劳总是坚持着记日记。但有时我因为身体极度疲劳，一到休息下来就象瘫痪了似的，提不起精神来写日记。援华总是极力鼓励我，要我坚持。在她的督促下我的意志力也得到很好的锻炼，从没有间断过这件有意义的自我教育的活动。
　　有一次，为了开展部队文娱活动，我们把谭勤先、杨庆兰都找到参谋团来，商量着要演一个话剧，但是，总想不出题目来。后来是援华打破了沉默说：“就演一出老祖母念金刚经好么?”
　　“好是好！可是谁能够扮演老祖母这个角色?”我们大家齐声说。
　　“没办法，就让我来担任吧。”援华自信地笑着说。
　　剧情是这样的：江西农村某家农户，有祖孙三代过着比较安定的生活。这位老祖母信佛，她最喜欢念金刚经。忽然，一天晚上，国民党派人来拉夫，把她心爱的儿子拉走了。此后不久，老祖母的孙子也因病无钱医治而夭折了。老祖母和寡媳在国民党的暴政下过着凄凉的日子。
　　在排练过程中，果然，援华的金刚经背得很纯熟，演得也很象那末回事，我们对她的才能都感到惊奇和佩服。小戏演出了，士兵同志都乐得赞不绝口。这次演出虽然简陋，但却也加深了士兵同志对国民党的痛恨，活跃了行军生活。
　　记得有一天，因为赶路太急，这晚上，一休息下来，我感到全身滚烫，头痛得就象要裂开似的。这可把援华急坏了，她想了许多办法，把我弄到一家老百姓的床铺上去睡。
　　后来又不知从那儿讨来了一瓶痧药水给我吃下了，折腾了半夜，我的热度才慢慢的退下来。
　　第二天，我拖着摇晃的身子，手里拿根树枝当作拐杖，仍旧照常坚持着行军，总算没有掉队。
　　这样，我们便在艰苦的革命斗争中建立了崇高的友谊；这种生死与共的友谊也成了我坚持斗争的力量。

　　　　　　　　　救伤工作

　　我们三十个女兵，经过这些日子的艰苦的长途行军，不但没有一个累倒和牺牲的，而且一个个都把身体锻炼得挺结实。
　　会昌战斗打响了，我们当中象杨庆兰、谭勤先她们这些身体特别强壮的女兵，被分配到前线去抢救伤员去了；其余大部分女兵都分配在临时医院担任救护伤员的工作。
　　我被分配在一个破祠堂里担任救护工作。
　　从前线抢救下来的伤员很多，我们所遇到的困难也很多。单是床铺广事就伤够了脑筋，没办法，只有在村庄里动员群众，拆下门板架起临时铺位来。一时真把我们忙得不亦乐乎。
　　因为战斗残酷，伤员的伤势都很重。有的头部中了子弹，有的腰部受了重伤，还有被打断了手臂打折了腿。我是第一次看到这么多受伤的同志，看到这种情景，心情十分沉重，也更感到自己责任的重大。
　　我下定了决心，要做好照顾伤员同志的工作，使他们能早日恢复创伤。早日重回前方。
　　然而，这时的医院，设备条件十分简陋。药品不够供应，医务人员缺乏，我们虽然沿途学会了一些简易的医疗常识和包扎方法，但对这些重伤员就无能为力了。因此，本来有些伤员需要及时开刀将子弹或弹片取出，才能有好转的可能，但事实上却办不到；我们只好每天为他们换换药，减轻伤口腐烂的程度。再加上那时天气的炎热，疫疠流行，不少伤员除了战伤，又染上了流行病。因此，我们的护理工作就更紧张了，简直是昼夜不分地进行。
　　在最紧张的日子里，我们的睡眠时间真是少极了。有几个晚上因为伤员拉痢，爬上爬下，我们生怕他们跌倒，便守在旁边，扶着他们上上下下，因此，我们只能在病床前面偶尔打打瞌睡罢了。
　　在白昼里，我们除了护理，就是想尽办法为伤员同志解闷，讲些故事给他们听。有一次，彭援华讲了一个《三国演义》中关公刮骨疗毒的故事，伤员同志一个个都眉飞色舞起来。有的伤员同志感动地说：“同志，关公真是一位了不起的英雄，我们这点痛苦算得了什么?”有一位腿上中了弹片，而又无法开刀的李福林同志，他躺在床上日夜呻吟着。我看见他十分痛苦的时候，总是挖空心思给他讲些历史故事。有一次，当他听到梁山泊好汉一个个都受不了封建统治下的贪官污吏和地主的剥削和压迫，走投无路而逼上梁山的时候，他感动极了，便向我诉说起他受地主迫害的身世来。
　　这样，我们也算间接地对伤员起到了一些鼓励的作用；而他们对军阀地主的仇恨，对革命事业的忠诚，也给了我们以很深的教育。
　　我们就这样夜以继日的照料着他们。每次，当我们看到一位轻伤的同志能够自由行动，重伤同志伤情好转的时候，我们就禁不住有一股压抑不住的喜悦。
　　我们在瑞金城内住了一星期以后，一天傍晚，援华匆匆从外边回来，神色很紧张地把我们叫到院子里，对我们说：“我们明天就要出发了，重伤同志乘船沿锦江向福建汀州出发，轻伤同志有的用担架抬，有的跟着我们一同步行。”
　　沉默了一星期多的心境，又开始沸腾起来了。解散以后，大家立刻忙着出发的准备工作。
　　九月中旬的一天，天刚放亮，我们就急忙起身，送重伤员上船。我们则陪同一些轻伤的同志，继续步行，沿着锦江河岸向汀州进发。
　　经过两天的行军，进了汀州城。该县博爱医院的傅院长接受了党对他的委托，把全部伤员都收容在医院里护理、治疗。我们为伤员同志们能够有良好的治疗条件而庆幸，并放下了久久悬在心头的一件大心事。

　　　　　　　　　　失败以后

　　九月二十三日，我军占领潮州。二十四日，先头部队已到达汕头。
　　革命委员会成立了。第二天我和王鸣皋同志被分派到潮州邮政局检查信件。只不过一天多光景，二十五日下午三时左右，正当我们在紧张工作的时候，忽然听到远处传来劈拍的枪声。这枪声曲远而近。我们连忙整理好文件，就往外面跑。迎头遇到老局长，他极力拦阻着我们，用诚恳的语调说：“外面正在进行巷战，你们大军已经退出潮州，我已叫他们把铁门关紧了。你们女孩子此刻往那儿好跑呢?我们邮局是守中立的，你们暂时在这住一下吧。请相信我，我是上了年纪的人，……”
　　我俩向局长再三要求，请放我们出去寻找自己的队伍，局长怎么也不答应。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我和鸣皋两人只好默默无言地坐下来。
　　傍晚时分，街道上枪声全部停止，局长走到我们面前，神色紧张地说道：“同志，今晚就请在这儿暂歇一宵吧。呵，还有，请你们将‘红带子’拿下，明早我令差人送你们到红十字会去。”
　　此刻，我和鸣皋都意识到已最后和部队断了联系了。
　　在愁烦不安中过了一夜。天一亮，局长派人送我们到潮州红十字会医院。一个穿着短衣的工人把我们引到厕所间。那工人将门打开，我一看，不觉失声的叫了起来：“呵，勤先，你怎么也在这儿呢?”
　　我们三人见面后，彼此痛苦地交谈着各人不幸的遭遇。勤先是分配在电报局工作，巷战开始，她急忙回营，谁知途中遇着敌人，不幸负伤，而后也是由老百姓送到红十字会的。
　　少停，那工友在厕所门上挂上了“女厕所”三个字的牌子。
　　我们三个人在这厕所里潜藏了整整一个星期。这期间每天有专人送来两顿糙米饭给我们吃。这种生活是难熬的，我们都感到莫大的痛苦和屈辱。
　　勤先很善于谈笑，有一次她用诙谐的语调说：“你们别那么愁眉苦脸呀，战国时代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故事该晓得呀，今天我们共产党人更要能够经受得起任何困难的考验。我们要想尽一切办法活下去！”
　　到了第八天上，勤先的腰伤逐渐痊愈起来了，能够自由地行走了。忽然，那工人对我们说道：“医生请你们去谈话。”
　　我们怀着疑惑的心情去见了那位医生。这医生年约三十开外，看来是同情革命的，他向我们谈了一会外面的情况，安慰了我们一番。医生太太还自告奋勇为我们裁了三套便衣。
　　三天以后，医生又对我们说：“这儿医院收容的都是作战双方的伤员，其中大部分是你们的同志，如果你们愿意的话，暂时在这儿做看护工作好吗?”
　　还有什么话说呢?在这样的情况下，能有这样一个为战友尽力的机会，也是很难得的了。
　　第二天一早，我们跟随在医生后面，来到伤员的病房。第一间大病房里，住了二三十个伤病员。当我们走近一个伤病员身边的时候，他睁大着眼睛向我们细望了望，然后轻声地问道：“医官，你们什么时候到这儿来的?”
　　我们用苦笑回答了伤员同志的问话，连忙向他点头示意。就在这一刹那间，我们几乎要流出眼泪来了。
　　从这一天开始，我们悉心地看护着自己的伤员同志。后来，我们进一步得到红十字会的帮助，从潮州到汕头，登上了开往上海的轮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