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寻找上海精神的力度
日期: 2008-5-12 17:31:59 阅读：
上海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急速加剧起动。在最短的瞬间，很快地就经历了一次它有史以来、超过30年代的更为广泛、更为深刻、更为剧烈的历史性变迁。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邓小平南巡讲话，从根本上推动了上海的发展。在大片被夷为废墟的旧宅瓦砾之上，一座座身姿挺拔直插青天的高楼拔地而起，迅疾改变了它近50年少有变化的地表地貌。目前，上海已建和在建的高层建筑可能在5000幢左右。数量之多，堪称“世界之最”。其间的得失利弊，已有许多高论。但上海脱胎换骨的面貌一新，无论如何是令世人瞩目惊叹的。
学业毕业了不等于精神毕业
为了在最短的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的时间段里，完成先行现代化国家数百年的发展进程，在经济建设上我们采取了与政治上渐进改革完全不同的跨越性发展模式。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跨越使我们完成了速度，同时每一步跨越都留下了一些令人遗憾的未完成的空白。其间最大的空白就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常常容易被忽视的精神和精神建设。
上世纪80年代以来，邓小平曾经说过，中国改革开放的最大失误是教育问题。他是从政治思想上来看待教育问题的，但教育的失误不仅体现在政治思想上，同时表现在许多人学业毕业了，但精神并未真正毕业。他们将电脑玩得像风车一样，但他们不知道我们的祖先创造了多么伟大的文化，留下了多少宝贵的精神财富。他们崇拜比尔·盖茨，却对英雄典型不屑一顾。他们对“图说”和“奶嘴文化”趋之如鹜，却对人类千百年来留下的经典望而却步。如果说，上海在经济和城市硬件建设上可以打一个优良分的话，那么在精神培育上恐怕就给不出一个相应的高分。比如，在公共场合旁若无人的高声喧哗，大剧院演出中屡禁不止的呼机手机声，还有看“猫”时小孩的哭喊声，一些颇有地位身份的人在会议中大声打手机。又比如莫名的自以为“洋”的地方优越感，不仅对外来人群有一种称之为“外地人”的不屑，即使对土生土长的本地人也有冠之为“乡下人”的轻慢。又比如对公共事务公共利益表现出来的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冷漠，居室内一尘不染，楼梯走道积满灰尘，甚至挤占公共空间。这种对基本市民生活规范的无知和不遵守，以至于市政当局不得不提出文明社会孩子启蒙即已完成的“七不”教育。特别是在义利关系的处理上，重利轻义、舍义取利，已经成为相当普遍的精神和价值取向。背信弃义见利忘义的“跳槽”，即使在标榜为社会良知的人文知识分子中，也已相当普遍。对财富的贪欲，在相当大的人群中真像野草一样，毫无节制地疯狂生长。
与此同时，在文人骚客、名流淑媛、昔日的豪门官宦后裔、当今的达官贵人的推动下，30年代的上海被打扮成一个光彩耀人的神话，流布在各种报刊杂志上。海上繁华梦，日益成为一种精神的寄托和价值判断的趋向。历史其实并不太长，人们竟这么快地遗忘了30年代上海曾经有过的腥风血雨，民不聊生，曾经有过的代表着未来的革命力量和代表着腐朽的反动势力之间的殊死斗争。当我们赞美着名门淑媛从豪宅楼梯上风情万种款款而下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想到杨树浦走在瑟瑟寒风中面黄饥瘦的“芦柴棒”、“小珍子”。怀旧30年代之风毫无阻拦的流行，体现了我们精神世界的过于同一，精神判断的软弱苍白和混乱。
比尔·盖茨每年捐赠10亿美元，和成克杰们形成对比
今天，我们社会发展经济中发生的许多情景，如市场对资源的重新划分和配置，改革过程中社会阶层的变动和利益的再分配，资本对利润的渴求，金钱在社会生活中功能的扩张、诱惑力的强化，人们对于金钱、享受的高度欲望诉求……凡此种种都和近代资本主义发展初期有极为惊人的相似之处。
但是，当时基本上保持着一种相当有序的社会状态，并未出现大规模的社会腐败和不正之风。对此，马克思·韦伯在《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有过十分精彩可资我们借鉴的论述。他认为，西方民族在宗教改革后形成的新教伦理精神，对于西方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起了极为重要的推动作用。一方面，资本确实等同于靠持续的、理性的、资本主义方式的企业活动来追求并且不断再生利润。另一方面，对财富的贪欲，根本就不等同于资本主义，更不是资本主义精神。相反，资本主义更多的是对这种非理性欲望的一种抑制或至少是一种理性的缓冲。一位我国驻美大使的夫人在谈到美国上流社会时指出，当年乘“五月花”号轮船，历经千辛万苦抵达美洲大陆的来自新英格兰地区的欧洲移民，都是信奉新教伦理的清教徒。他们把财富的积累视为上帝恩宠的表现。如大财阀梅隆的祖父就信奉“赚钱乃是上帝的旨意”。这样他们在赚了钱、发了财以后，就有一个节制贪欲，通过回报社会来答谢上苍的问题。钢铁大王卡内基起步时一无所有，去世时共捐献了3.5亿美元。当今首富比尔·盖茨夫妇创立比尔和梅琳达基金会，每年捐赠超过10亿美元，资助医疗保险业。卡内基音乐厅、杜克大学、福特基金会等文化艺术教育科学机构，都在提醒人们，适度节制个人的物质贪欲，事业有成回报社会（参见谢芳《美国风格》）。这和当今社会陈希同、成克杰、胡长清、李嘉梃、慕绥新、王雪冰等一批身居要职的巨贪，和相当严峻的利益集团的集团化腐败、疯狂敛财，形成极为鲜明的比照。对于市场经济，西方有识之士都有着清醒的认识。法国总理若斯潘就明确提出，我们要市场经济不要市场社会。
学业毕业了不等于精神毕业
为了在最短的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的时间段里，完成先行现代化国家数百年的发展进程，在经济建设上我们采取了与政治上渐进改革完全不同的跨越性发展模式。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跨越使我们完成了速度，同时每一步跨越都留下了一些令人遗憾的未完成的空白。其间最大的空白就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常常容易被忽视的精神和精神建设。
上世纪80年代以来，邓小平曾经说过，中国改革开放的最大失误是教育问题。他是从政治思想上来看待教育问题的，但教育的失误不仅体现在政治思想上，同时表现在许多人学业毕业了，但精神并未真正毕业。他们将电脑玩得像风车一样，但他们不知道我们的祖先创造了多么伟大的文化，留下了多少宝贵的精神财富。他们崇拜比尔·盖茨，却对英雄典型不屑一顾。他们对“图说”和“奶嘴文化”趋之如鹜，却对人类千百年来留下的经典望而却步。如果说，上海在经济和城市硬件建设上可以打一个优良分的话，那么在精神培育上恐怕就给不出一个相应的高分。比如，在公共场合旁若无人的高声喧哗，大剧院演出中屡禁不止的呼机手机声，还有看“猫”时小孩的哭喊声，一些颇有地位身份的人在会议中大声打手机。又比如莫名的自以为“洋”的地方优越感，不仅对外来人群有一种称之为“外地人”的不屑，即使对土生土长的本地人也有冠之为“乡下人”的轻慢。又比如对公共事务公共利益表现出来的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冷漠，居室内一尘不染，楼梯走道积满灰尘，甚至挤占公共空间。这种对基本市民生活规范的无知和不遵守，以至于市政当局不得不提出文明社会孩子启蒙即已完成的“七不”教育。特别是在义利关系的处理上，重利轻义、舍义取利，已经成为相当普遍的精神和价值取向。背信弃义见利忘义的“跳槽”，即使在标榜为社会良知的人文知识分子中，也已相当普遍。对财富的贪欲，在相当大的人群中真像野草一样，毫无节制地疯狂生长。
与此同时，在文人骚客、名流淑媛、昔日的豪门官宦后裔、当今的达官贵人的推动下，30年代的上海被打扮成一个光彩耀人的神话，流布在各种报刊杂志上。海上繁华梦，日益成为一种精神的寄托和价值判断的趋向。历史其实并不太长，人们竟这么快地遗忘了30年代上海曾经有过的腥风血雨，民不聊生，曾经有过的代表着未来的革命力量和代表着腐朽的反动势力之间的殊死斗争。当我们赞美着名门淑媛从豪宅楼梯上风情万种款款而下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想到杨树浦走在瑟瑟寒风中面黄饥瘦的“芦柴棒”、“小珍子”。怀旧30年代之风毫无阻拦的流行，体现了我们精神世界的过于同一，精神判断的软弱苍白和混乱。
比尔·盖茨每年捐赠10亿美元，和成克杰们形成对比
今天，我们社会发展经济中发生的许多情景，如市场对资源的重新划分和配置，改革过程中社会阶层的变动和利益的再分配，资本对利润的渴求，金钱在社会生活中功能的扩张、诱惑力的强化，人们对于金钱、享受的高度欲望诉求……凡此种种都和近代资本主义发展初期有极为惊人的相似之处。
但是，当时基本上保持着一种相当有序的社会状态，并未出现大规模的社会腐败和不正之风。对此，马克思·韦伯在《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有过十分精彩可资我们借鉴的论述。他认为，西方民族在宗教改革后形成的新教伦理精神，对于西方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起了极为重要的推动作用。一方面，资本确实等同于靠持续的、理性的、资本主义方式的企业活动来追求并且不断再生利润。另一方面，对财富的贪欲，根本就不等同于资本主义，更不是资本主义精神。相反，资本主义更多的是对这种非理性欲望的一种抑制或至少是一种理性的缓冲。一位我国驻美大使的夫人在谈到美国上流社会时指出，当年乘“五月花”号轮船，历经千辛万苦抵达美洲大陆的来自新英格兰地区的欧洲移民，都是信奉新教伦理的清教徒。他们把财富的积累视为上帝恩宠的表现。如大财阀梅隆的祖父就信奉“赚钱乃是上帝的旨意”。这样他们在赚了钱、发了财以后，就有一个节制贪欲，通过回报社会来答谢上苍的问题。钢铁大王卡内基起步时一无所有，去世时共捐献了3.5亿美元。当今首富比尔·盖茨夫妇创立比尔和梅琳达基金会，每年捐赠超过10亿美元，资助医疗保险业。卡内基音乐厅、杜克大学、福特基金会等文化艺术教育科学机构，都在提醒人们，适度节制个人的物质贪欲，事业有成回报社会（参见谢芳《美国风格》）。这和当今社会陈希同、成克杰、胡长清、李嘉梃、慕绥新、王雪冰等一批身居要职的巨贪，和相当严峻的利益集团的集团化腐败、疯狂敛财，形成极为鲜明的比照。对于市场经济，西方有识之士都有着清醒的认识。法国总理若斯潘就明确提出，我们要市场经济不要市场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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